党性作风100典——任弼时:抵制分裂,促进团结

1936年7月,红二、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胜利会师,任弼时任新组建的红二方面军政委。当他得知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后,认为党和红军应统一,重新会合。为促进全党全军的团结,避免分裂,任弼时和朱德、贺龙、刘伯承、徐向前、关向应等并肩作战,做了大量工作。

首先,他坚决抵制张国焘反中央的宣传。两军先头部队会合后,张国焘派人送来一些文件和材料,内有污蔑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是“逃跑”,指名道姓诽谤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内容,任弼时在和四方面军来人的谈话中也听到了类似的言论。他立即告诉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,对四方面军来的干部,告诫其只能讲团结,介绍过草地的经验,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,不准攻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一方面军。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,除保留一份,其余全部烧掉,使这些反中央的宣传未能在二、六军团流传。张国焘派人对任弼时说,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,任弼时回答,只有在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。

其次,开展广泛的思想工作,推动两大主力红军共同北上。任弼时在红二、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庆祝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,目前形势很好,中央已经到了陕北,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,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。从甘孜出发北上途中,任弼时分别和陈昌浩、徐向前、傅钟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交谈,了解过去一、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,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,力求促成各方面的团结一致。他和徐向前在草地第一次见面,就向徐询问这方面的情况,征求意见,态度“冷静、诚恳,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”。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,任弼时就主动找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傅钟彻夜长谈,使傅钟“对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党内制造的政治上的阴霾、思想上的糊涂、组织上的混乱有了深刻认识,一些问题也得到了澄清”。任弼时“和蔼诚挚的态度”教育了傅钟,也教育了成千上万的同志,使已经处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同志都感到党在组织上的统一,建立最高集体领导是迫切重要的问题。

再次,力促三军大会师,努力促进党内团结统一。任弼时并不局限于同张国焘分裂活动开展直接斗争,而是站在全党团结的高度,积极向中央提建议,确保中央团结抗日方针的贯彻落实。任弼时致电中央,认为党内团结一致、建立绝对统一的最高领导“万分迫切需要”,不能等待七次大会;建议召开一次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、二、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的会议解决团结统一问题,中共中央极为重视。同时,任弼时十分关注三个方面军会师后的团结问题,向总政治部建议立即在三个方面军内做促进团结的政治动员和准备。他一方面在四方面军同志中进行说服工作,要求他们以中央12月决议为基础,“有很客观、冷静、正确的自我批评”;另一方面要求二方面军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,强调二方面军在促成三军大会合上“负有重大责任”,并“深望一方面军内亦有同样性质之动员”,以达到三个方面军的一致。1936年10月,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胜利会师。

任弼时在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中,既坚持原则,又顾全大局,为推动红二、四方面军共同北上,实现三军大会师,促进全党全军的团结作出了特殊的贡献。

(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,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,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