党性作风100典(三十四)——王稼祥:遵义会议上“关键的一票”

1935年1月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。王稼祥当时是党中央领导成员之一。他为遵义会议的酝酿、召开以及贯彻遵义会议的决议,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王稼祥于30年代初从莫斯科回国后,很快就担任党的重要职务。在反“围剿”斗争中,他感到来自共产国际的德籍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,按苏联的那套条令组织红军作战,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瞎指挥,因而对当时被排斥的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。1933年4月,王稼祥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身负重伤,后因无法取出弹片,伤口恶化,完全脱离工作。长征出发时,他是腹部通着管子、被担架抬上长征之路的。尽管伤痛缠身,不能承担具体工作,他仍然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,参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重大决策。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,特别是广昌战役后,他已经觉察到博古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,说:“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,哪能不失败?”

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,渡过湘江后,王稼祥见部队由赣南出发时的8.6万多人只剩3万多,焦急万分。这时,毛泽东生病也坐担架,二人同行,在宿营和休息时他们经常交谈,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。王稼祥坦率地表示,这样下去不行,要挽救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,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,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。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。王稼祥去找张闻天,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,改由毛泽东领导。他的提议马上得到支持。王稼祥、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、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,得到普遍赞同。

1934年12月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开会,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。毛泽东在会上提出:改变进军路线,只有西进,向敌人的薄弱环节贵州进军,才有出路。如果继续执行北上同二、六军团会合的计划,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这一主张,得到包括王稼祥在内大多数同志的赞同。不久,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,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,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。在正反两方面实践的检验下,更换领导人成为大势所趋,人心所向。

1935年1月,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。敌军追兵被阻隔在乌江以南,难以一时跟上,中央利用这一机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。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红军作战指挥和军事路线问题。博古的报告把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原因推给客观方面,掩盖了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造成的恶果。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,主动承担了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责任。张闻天作了反对“左”倾军事错误的报告。在毛泽东作了反“围剿”失败教训的系统发言后,王稼祥紧接着发言,他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,批评了博古、李德的错误,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。会上形成了“毛张王”的正确主张,得到周恩来等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。会议改组了领导机构,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,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。会后起草并通过了《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“围剿”的总结的决议》,根据会议精神,常委进行了分工,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,周恩来、毛泽东负责军事。在行军途中,又成立了周恩来、毛泽东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,全权指挥军事。王稼祥因此成为党中央和红军中的一位重要领导人。遵义会议后,王稼祥与毛泽东、周恩来一起,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,赢得了红军军事行动的主动权,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。

在当时艰难曲折的历史背景下,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,王稼祥敢于挺身而出,积极酝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,结束了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,充分展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、大无畏的气概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。毛泽东多次说过,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,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“关键的一票”。

(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,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,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)